一 | 大家真的都不发朋友圈了吗？微信粥姨最近在播客里，捅破了这一层信息茧房：“每天有7.8亿用户进入到朋友圈，并有1.2亿用户发朋友圈。 被告徐贤丹在国家法院承认一项恐吓和一项蓄意伤人的罪名。这几年这个数据一直较为稳定。（取自早报网） （新加坡讯）指女住户“改变了儿子的眼睛”，48岁女子持刀上门找对方报复。
二 | 女子事后被警员上铐时拒绝配合，还咬伤一名警员的手臂。” 我自己也从早年几乎天天发朋友圈，到现在一周偶尔发几条，但“我”显然无法代表我口中的大家，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局部，无法全能全知，不过，个体经验常常会被放大为对群体的幻觉，而且人天生又想知道世界的全貌。 当微信好友从十年前几百人扩张到现在的几千人，朋友圈也从一个后院式的小圈子，变成了另一种广场时，朋友圈中的“朋友”内涵也在发生变化，就像粤省商家口中靓女靓仔，其实只是一种性别的代称，而与颜值没有半毛钱关系。《联合早报》报道，被告徐贤丹（译音）是狮城永久居民，她于前日在国家法院承认一项恐吓和一项蓄意伤人的罪名。 从这一波朋友圈凉热的讨论中，我倒是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朋友和友谊。这起事故发生在2022年5月9日下午3时20分，地点是达哥打弯（Dakota Crescent）一带的公寓。 人类学者项飙最近几年在国内经常谈到“附近的消失”，他观察到传统邻里关系的瓦解和社区联系的削弱，指向的就是友谊日益稀缺、朋友难得。 一个人可以交多少朋友，最有名的研究，就是邓巴数。案情显示，被告事发时拿了三把刀离开自己的居住单位，来到另一座公寓大楼的一个单位外。被告这时指单位里的住户“改变了她儿子的眼睛”，并大喊“杀人要偿命”。英国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罗宾·邓巴在1990年代宣称，一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是150人，其中关系最密切的不超过5人。她跟着取出一把刀，开始举刀往这名住户的大门劈去。但邓巴数局限也很明显，它是通过研究猿猴大脑的认知能力，并结合对类似新石器时代部落的早期人类社会考察得出的，忽略了人类自身进化和外部技术进步。单位女住户没有理睬被告，直接通知公寓保安以策安全。 目前对于邓巴数最主要的批评是说，人类的行为取决于文化，不适用灵长类动物行为的生物学规律，特别是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，使得扩大和维持朋友圈成为可能。 保安到场后要被告离开，被告没有反抗，转身离开。保安过后报警，把被告持刀上门，声称要报仇的经过告诉警方。警方过后找上被告的单位，被告在一名女警员向她问话时，承认持刀到另一座大楼的单位外。不过，即便你微信好友有几千人，显然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称之为朋友，他们更像一组通讯录。
三 | 女警在完成问话后要为被告上铐，被告这时拒绝配合，开始挣扎，并张口咬伤女警手臂，最终被制伏。 真实的情况则恰恰相反，从朋友圈、Instagram到TikTok，社交网络越来越热闹，但在现实社会中，大部分人的朋友正变得越来越少。
四 | 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（CGSS），在2017年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发现，中国人平均拥有的“最好（知心）的朋友”数量大约在2.5人左右，这里对好朋友的界定是知心、“可以谈论重要事情的人”，这大概只有微信好友数量的零头。 Soul App在2024年对5500名中国用户的调研发现，用户普遍反映现实中认识新朋友困难，近六成年轻人拥有不到2个好友，且相比文化娱乐更为丰富的一线城市，身处三四线城市中的年轻人这种感受更加强烈。根据法庭文件，女警案发当天到医院检查，并在医生证实她的手臂轻微肿胀，有一道0.5公分的皮外伤后，拿了三天病假。 从这两项调查可以看出，最近几十年，随着城市化、人口流动和互联网的冲击，中国人的社交呈现出明显的“悖论”：一方面，线上的、广义的、功能性的“朋友”（弱关系）数量激增；另一方面，现实生活中深刻的、可依赖的“知心朋友”（强关系）数量没有相应增长，反而可能正在经历停滞甚至萎缩，导致个体孤独感上升。 弱关系核心功能是，信息交换和印象管理，非常适合传播新闻、获取资源，强关系核心功能是情感支持和信任，这是在脆弱和困难时所必需的，但无法通过“点赞”来建立。 互联网兴起所引发的强关系爆炸、弱关系萎缩，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。自1990年代以来，美国人的线上“弱关系”网络（如 Facebook 上的好友）经历了爆炸性增长，而线下“强关系”（知心好友）的数量则呈现出明显且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。 美国生活调查中心在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美国人的平均好友数正大幅下降，1990年有10位以上朋友的比例达33%，到了2021年只剩13%，将近一半的人表示，自己的亲近朋友最多只有3位。庭上并未透露，大门被劈的女居民对被告的儿子做了些什么。
五 | 被告律师代求情时称，被告患有精神疾病，当时因担心孩子的安危，一时激动才会犯案。根据心理医生，被告的罪行与她的病情有关，被告事后也感到后悔，因此恳求法官轻判。考虑到被告的病情等因素，法官下令让她接受评估，看她是否适合强制性治疗。案展9月30日下判。 这种“广泛连接”与“深度孤立”并存的现象，是理解过去二十年中国和美国社会变迁的关键，学术界对此也给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解释： 有把原因归为公共空间的萎缩，比方说书店、市集、公园、展览空间，可以跟各式各样、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交流的地方越来越少，人们认识”点头之交”的朋友机会越来越少。 这种公共空间萎缩论解释的说服力并不强，对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国内的公共空间其实多了许多，但彼时的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仍是“熟人社会”，城市中的“单位制”是社交的核心。人们的工作、生活、社交高度绑定在胡同、家属院，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紧密重叠，虽然社交圈子可能相对固定和狭窄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联系和信任度（强关系）相对较高。 进入到21世纪，数亿人离开家乡去往大城市工作和学习。这导致了传统的基于地缘、血缘的社交关系的物理分离。人们，尤其是年轻人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和居住地，使得维持长久、深入的现实生活友谊变得非常困难。
六 | 顺着城市化、现代化的路径，还有一种分析认为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“内卷”文化，也极大地压缩了人们用于“非功利性”社交的个人时间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5年以来，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，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二十年新高。上班族长时间的劳作和耗神通勤，榨干了年轻人的全部精力。下班后，他们只剩下“躺平”回血的力气，主动社交的意愿和能力都会打折。 这个分析看似找到了核心原因，但导致友谊危机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，还有一种更靠谱的解释，那就是，人际信任程度越来越低。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研究中，有64%成人觉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信任。2020年COVID-19爆发后，有将近一半受访者表示，无法信任大多数人。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，信任也是“归属型”的，即因为我们是同乡、同学、同事，所以我信任你。现代信任是“认知型”的，即我需要通过评估你的能力、可靠性和动机来决定是否信任你。这个过程更理性、更复杂、也更耗费心力。当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且流动时，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和精力去完成对每一个人的“认知评估”，于是倾向于保持距离。 现代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本质，意味着大部分人都面临着经济波动、职业不稳定、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风险。这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广泛的焦虑感。当人们对自身未来的安全感都感到怀疑时，会本能地收缩社交圈，将信任局限于最小的、最核心的亲密关系中，以降低潜在的社交风险。
七 | 于是，一个蔚为壮观的悖论就出现了：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真诚深厚的关系，但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，却都在系统地鼓励浅度连接、鼓励绩效展示、鼓励风险规避。
八 |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波波夫同学，作者：波波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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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on:17:15:48
